由于詐騙罪是法定刑更高的犯罪，按照上述觀點，詐騙罪已經取代虛假訴訟罪，妨害作證罪，幫助偽造、毀滅證據罪，全面接管了在訴訟中證據（包括言辭證據和其他類證據）作假取財或免除債務行為的定罪量刑。甚至某些情況，既不構成虛假訴訟罪、又不構成妨害作證罪，幫助偽造、毀滅證據罪，按照上述觀點都可能認定為詐騙罪。
例如，被告并沒有提起訴訟，而是在原告主張真實債權時，自己通過偽造證據、作虛假陳述，最終法官采信其提供的證據，原告敗訴，被告成功免除債務，雖然這樣的行為并不符合虛假訴訟罪，妨害作證罪，幫助偽造、毀滅證據罪三罪中的任何一罪，但根據上述將虛假訴訟歸入“三角詐騙”的觀點，可以認定為詐騙罪。
又如，原告為了訴訟策略，考慮到萬一法院調解，應對被告方“落地還價”，就把原本100萬元真實的民間借貸虛構為200萬元起訴，最終經過法院調解，對方歸還120萬元。按照《理解與適用》，“虛假訴訟犯罪限定為‘無中生有型’捏造事實行為”，本案原告并非“無中生有”的起訴，既不構成虛假訴訟罪，也不構成妨害作證罪，幫助偽造、毀滅證據罪。但根據“三角詐騙”可以適用于訴訟程序的觀點，該行為也可以認定為詐騙20萬元。
將上述案例認定為詐騙罪并不天然具有合理性，只是在對訴訟的一方（騙子）---法官（受騙人）---訴訟的另一方（受害人）認定為三角詐騙的基礎上展開的邏輯，其運用的邏輯是現代刑法學中有關三角詐騙的模式，但是訴訟詐騙是否在本質上屬于三角詐騙，并不是不言自明的，尚需探討三角詐騙的認定標準以及訴訟詐騙與其的配合度，更需要探討作為最終解決爭議的司法權，是否是適格的詐騙罪行為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