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研究的司法文獻樣本選自中國司法文獻網、維克數據庫、北京大學法寶和刑事審判文獻。在中國司法文書網絡、科威特數據庫和北京大學法寶平臺上搜索關鍵詞“內幕交易、內幕信息犯罪、非法所得”，刪除執行、減刑和假釋裁決、指定管轄決定后，選擇32份相關文書作為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對象，時間跨度為2009-2021年。上海律師事務所來為您講講有關的一些情況。
從樣本的統計結果來看，在利好信息披露前買入股票，披露后全部賣出的有24例，占總樣本的75%；在利好信息披露前買入，披露后未賣出的有5例，占總樣本的15、63%；被告利用利空消息賣出股票規避損失的案例有3起，占總樣本的9、37%(詳見圖1)。
法庭在審理上述案件時，共有20宗案件，占樣本總數的62、5% ，以實際收益法計算非法收入，另有5宗案件則以其余股票在指定基準日的賬面收益計算非法收入，其中7宗案件的被告在內幕交易中沒有賺取利潤或避免虧損，法庭只判處象征性罰款，占樣本總數的21、87% (見圖二)。
本文通過對32起內幕交易犯罪案件中股票交易時間、內幕信息敏感期、內幕信息實現、持有剩余股票等內容的梳理，發現我國司法實踐中適用的違法所得計算方法存在幾個問題:
實際所得法是法院進行慣常設計采用的方法。從樣本案例分析中可以發現，法院采用實際所得法計算的違法所得高達62、5% ，遠遠超過賬面所得法15、63% 的比例。
實際收入法雖然可行性高，但根據刑法原理，犯罪人的責任取決于其行為的違法性，而違法性必須受到客觀因果關系的制約，即行為人的違法所得數額必須受到內幕信息的影響。
實踐中有很多情況，你在內幕信息敏感期買入股票，但在內幕信息披露一年或一年以上后賣出標的股票，然后立案，實際所得認定為違法所得。在這種情況下，必然會產生一個問題——內幕信息是否足以影響一年的股價？如刑事審判參考案例756號小內幕交易案，被告人在股票復牌7個月后才全部清倉，法院仍按實際收入法計算違法所得。
如果有其他政治和經濟因素導致基礎股票價格持續上升，實際收入法的通過，是否不合理地增加了刑事罪犯內幕交易行為的違法性，夸大了其社會危害性，以致最后的處罰不當？如果行為人在內幕消息披露后經歷了股價的上漲，但其選擇在拋售后持有一段時間，遭遇暴跌，采取實際收益法，是否會導致對行為人的錯誤評估更多地來自市場因素而非內幕消息，從而使行為人因為一些意想不到的、幸運的因素而逃脫應有的制裁？
但根據對樣本案例的分析，我們發現，在有利內幕信息的情況下，只要被告賣出股票并獲利(無論有利內幕信息是否兌現，無論是在內幕信息公開之前還是之后賣出)，法院基本都會采用實際收益法計算被告的違法所得。
上海律師事務所認為，這意味著，即使內幕信息對股票價格的影響尚未產生或者已經不存在，只要行為人賣出股票，就以賣出金額減去買入金額，扣除交易成本計算違法所得。這種不考慮內幕信息對股價影響的時效性計算方法，違背了內幕交易的本質。
| 上海律師事務所解讀：“公安網安 | 內幕交易罪中的違法所得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