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合理分配控辯雙方舉證責任？上海律師事務所來回答

　　疑罪從無這一原則不僅反映了我國犯罪控制的訴訟價值觀，而且還反映了刑事訴訟活動的客觀規律。其在懲罰犯罪，保障人權，維護社會主義法制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公檢法三機關互相配合可以提高訴訟效率，集中力量打擊涉黑犯罪、集團犯罪等現代新型犯罪，最大限度地實現刑事訴訟追究犯罪的價值。上海律師事務所來為您講講有關的一些情況。

　　但也正是這一規定決定了法院作出無罪判決時必須要顧及到無罪判決給公安局、檢察院所帶來的各種壓力，這種壓力包括社會輿論、績效考核等等。如果法院作出無罪判決不用考慮這些因素就有可能給公安和檢察院的工作帶來諸多困難，而這種工作困難又可能會反過來影響到以后訴至法院的案件質量，如此惡性循環將導致刑事案件的質量不斷下降，公檢法分工負責，互相配合的憲法原則將演變成公檢法內耗的尷尬局面。

　　法院在考慮到這一因素后對以上問題所作出的選擇就顯得非常有限了：即使被告人提出證據證明自己的口供系偵查機關通過刑訊逼供的方式取得時，法院也往往會采信被告人沒有證據證明的，在另一環境下也被刑訊逼供的口供，即使這一口供與被刑訊逼供取得的口供高度一致。

　　在案件中只有言詞證據證明犯罪事實且達不到確實充分的程度時，法官也經常會站在偵控方的立場認定證據確實充分；當言詞證據出現“拷貝”現象時，法官也會“機械”地認為法律沒有規定言詞證據高度一致就應予以排除并進而確認言詞證據的真實性。

　　輿論壓力決定了法院自身也很難作出無罪判決。中國社會是一個貧富懸殊越來越大的社會，這種貧富差距也導致了社會輿論的畸形化發展：包括網絡、電視等媒體都或多或少地表現出一種仇官、仇富的心態，只要是富人犯罪、官員犯罪，社會輿論就普遍偏向于嚴懲，甚至有一些人認為有錢人都是通過犯罪手段攫取的金錢，而官員們都是通過玩弄手中權力獲取各種利益。

　　在大多數經濟犯罪和職務犯罪案件中，被告人在案發前要么是有一定經濟實力，要么是有一定社會地位，而這種被告人恰恰是被輿論和公眾所仇視的對象。在這些案件中，如果法院僅僅根據證據不足宣告被告人無罪，法院就可能背上判決不公，甚至是司法腐敗的輿論負擔。

　　當然，法院選擇權的有限性并不意味著法院處理案件會喪失基本的原則，在法律及司法解釋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法院將嚴格按照法律及司法解釋的規定處理案件，在法律及司法解釋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法院也會將基本法理作為判案的重要依據。

　　言詞證據規則的初步建立要解決以上問題不僅需要制度的重建，更需要作為裁判者的法官的裁判邏輯的優化。就制度而言，應當初步建立言詞證據規則，言詞證據規則通常包括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傳聞證據規則、口供補強規則、交叉詢問規則、意見證據規則等等，其中最為核心的規則當屬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

　　就法官的裁判邏輯而言，應當保證每一名斷案的法官在內心中建立起一種立體的證據構造。法官們應當在現有制度之下盡可能合理地分配控辯雙方的舉證責任。

　　因此為了保證言詞證據的真實性，刑事訴訟法典及相關司法解釋乃至最后最高院、最高檢、公安部等五家單位聯合出臺的《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都反復重申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而如何判定言詞證據是通過非法手段還是合法手段取得的方式只有通過控辯雙方的舉證、質證。

　　上海律師事務所認為，就言詞證據而言，其最大的問題就是其真實性難以確定，因為同一個人針對同一個問題可能作出截然相反的陳述，而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就涉及到偵查機關取證的方式方法問題，采用不同的問話方式，不同的問話手段可以獲取不同的言詞證據已是不爭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