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化論的體系化是指，將犯罪化的正當性條件，分別按照其屬性、特征等對各個要素進行分類，在明確其內容的同時，給這些要素間賦予一定的理論關系。上海刑事律師為您解答一下相關的問題。
以這種認識為出發點，在犯罪化論的第一階段，就要判斷國家是否有規制這種行為的權力；因此，這一階段的判斷，和國家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這樣有政治哲學價值判斷密切關聯。在這一階段，主要進行“國家介入的正當性”的審查。
通過了第一階段的考察，也即國家規制該行為本身可以被判定為是在國家應該履行的責任的范圍之內，但是僅憑這一點還不能說通過犯罪化這樣的方法予以規制，是可以正當化的。使用刑罰這樣強大的強制力手段進行規制，要具有必要性。
在第二階段，追問通過犯罪化以外的其他方法能否實現規制的目的。這一階段就是要審查作為規制手段的犯罪化的必要性。在第二階段，也就是說，國家規制該行為是國家發揮功能的范圍之內，且能夠充分達成該規制目的的手段，除了犯罪化外別無它法。
但是，僅僅以此也仍然無法說明犯罪化的充分性。現代世俗國家中，國家的活動必須是為了滿足國民的利益。據此，即便規制某一行為的效果手段，只能通過將其作為犯罪處理方可，還需要滿足將該行為作為犯罪處理，也會產生弊端，而從整體的角度來看，犯罪化后所生的優勢要大于產生的弊端，只有這樣才能被認定為具有正當性。
也就是要進行犯罪化過程中的“全體利益衡量”。以上雖然都是犯罪化的時候應該考慮的事項，但是大部分包含了預測性的要素。利益衡量的結果既有可能在預測和現實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即便是關于規制手段，在該手段之后也會因為狀況的變化，而出現判斷發生變化的可能性。
即便是關于規制目的這一點，立法當初所設想的規制目的也會因為情況的變遷而在刑法適用后發生變化。對此，在刑法立法階段具有正當性基礎的因素有沒有變化，這就是第四階段的任務。
這樣的犯罪學體系雖然以犯罪學體系為對象，試圖構建一個精細化、層次化的標準來檢驗積極刑事立法的正當性，但本質上仍然沒有跳出謙抑論、法益論等積極立法批判理論的痼疾。
犯罪化理論體系是法益理論、謙抑理論和利益衡量理論的結合，并不存在嚴格的層級邏輯關系。與此同時，法益論和謙抑論的憲政基礎的缺失或薄弱也沒有得到有效解決。這就導致了系統的犯罪化理論仍然只是一個批判實證刑法的理論，而無法上升到一個真正制約實證立法的實踐標準。
從公法的角度來看，國家刑罰權的界限也應該按照憲法規范的順序來確定。從刑法的角度來看，作為法律秩序的金字塔，憲法具有絕對優越性，因此，刑法作為從屬法律，也必須通過憲法來證明其正當性，并受到憲法的制約。相稱性原則最適合作為判斷標準。
比例設計原則，雖然是由作為一個德國警察法上的原則而產生的，但是可以根據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判例，它來自中國法治建設國家工作原理，或者說是一種基本權本質的憲法性原則。警察法因為是行政法的組成以及部分，在歷史上比例原則是行政權的制約作用原理，但是我國法治社會國家經濟原理我們能夠從基本法第２０條第２款和第３款中解讀出來，該法第３款規定“立法者受憲法秩序的約束”。
同時，上海刑事律師認為，以基本權的本質為由來看，基本法第１條第３款規定“基本權約束立法者”，現在這個比例原則也成為自己約束立法者的原則。比例原則是指，國家應該根據學生法律在限制員工個人主義基本信息權利的時候，需要時間約束這種方式限制的程度，因此，也稱之為“限制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