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律師帶您了解不同行為模式下違法所得的計算方法

　　參與者使用好的內幕信息，在恢復交易后，完全賣出股票。由于行為人買入股票與獲得內幕信息有關，且復牌當日的信息是公開的，復牌當日后股票的上漲與內幕信息的套現也是因果關系，所以無論行為人是在復牌當日還是復牌當日后賣出股票，一般都應以行為人賣出股票后的實際獲利認定為非法所得。上海律師今天就來為您講講有關的情況。

　　行為人可以利用利好的內幕交易信息，在復牌后賣出部分企業股票。在這種情況下，銷售部分與模型一相同，應采用實際收益法計算違法所得。而未出售的部分，則應用賬面收益來計算違法所得。

　　實踐中，對于股票市值的計算，法院對基準日和基準價的選擇包括:

　　(1)有利信息的實現:復牌日收盤價、復牌后最后一個交易日收盤價和最后一個交易日后第二天收盤價；

　　(2)利好信息未實現:停牌前一日收盤價和復牌當日收盤價。

　　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在判決書中指出: 在積極的內幕交易案件中，行為人利用對內幕信息的事先了解進行預先交易。如果沒有證據表明行為人從內幕人那里獲得了預期價格，那么在內幕人的正面信息公開后，行為人將不再具有相對于普通投資者的信息優勢。

　　此外，收盤價是市場參與者在某一交易日考慮各種信息后通過實際交易獲得的價格。在內幕消息公開后的第一個交易日，證券市場應該認為已經完全吸收了上述信息。因此，恢復交易日的收盤價可以作為計算剩余股票市值的標準，也符合內幕交易情況下有利的交易習慣。

　　證監會行政處罰委員會公布的潘海申案也將基準日的虛擬市值價格認定為收盤價，即明確以收盤價作為定價依據。由此可看出，以收盤價數據作為基準價是通用技術選擇，但是我國法院對基準日的選擇自己存在一些不同。

　　若利好信息系統得以發展實現，復牌日的收盤價是大多數人民法院的選擇。但是，若復牌后存在一個連續漲停時，有的法院可以選擇進行最后漲停日的收盤價，有的法院沒有選擇以及最后漲停日的次日的收盤價。若利好消息未實現，則內幕交易信息知情人并不需要具有重要信息資源優勢，有的法院對于選擇中國股票停牌前一日的收盤價作為基準價，有的法院仍舊選擇復牌日的收盤價作為基準價。

　　演員使用內幕消息，恢復交易后，不賣出，仍然持有所有的股票。本案中，由于行為人并未將作為內幕交易對象的股票全部轉換為貨幣利益，因此無法通過實際利潤計算違法所得。行為人的違法所得只能通過選擇基準日和基準價來取得。在實際操作中，基準日和基準價選擇在同一模式下計算第二個剩余股票市場的價值。

　　行為者利用短期內幕信息賣出持有的股票以避免損失。中國證監會行政處罰委員會公布了《證券行政處罰案例解讀》潘海申內幕交易案避免違法所得損失的計算公式:違法所得=累計賣出金額-基準日賣出證券的虛擬市值-交易成本。

　　此外，證監部門認為，在負損失回避的情況下，需要扣除被告的所有交易費用。筆者贊同。雖然在刑法中不能從犯罪數額中扣除被告人的犯罪成本，比如最高人民法院的一個典型案例，就認定走私違法所得不得從犯罪人的經營支出中扣除。

　　但交易費是任何股票交易都必須支付的費用，而在規避損失的內幕交易中，行為人買入股票是合法的，賣出股票是必須的。這個費用和犯罪本身沒有直接關系，更多的是所需費用被犯罪所利用。交易成本不是純粹的犯罪成本，從犯罪數額中扣除是合理的。

　　行為者利用短期內幕信息做空股票利潤。本案中，行為人事先利用賣空股票，在內幕信息公開后買入獲利。這是雙向交易，所以認定違法所得要應用實際收入。

　　內幕交易罪違法所得的認定不單單是一個學生數學教學問題或者是通過一個企業金融發展問題，更是成為一個國家法律知識領域工作規范與技術分析相結合的難題。內幕交易罪違法所得承擔的標定入罪門檻、劃分主刑位階、確認罰金數額的功能，決定了刑辯律師在辯護時，要對違法所得的計算方法原理設計以及生活方式有充分的研究和認知，以提出一些相應的抗辯理由。

　　累計賣出金額為內幕信息公布前為人賣出股票的收盤價乘以股票數量，基準日虛擬市值為內幕信息公布后當日收盤價乘以被告賣出股票數量。

　　上海律師提醒大家，從此開始計算模型公式中可以明顯看出，對于企業規避的損失，證監會認為利空的消息對證券公司市場的影響主要限于中國股票復牌當日，故虛擬市值的價格以復牌當日的收盤價為基準。不過，在實際操作中，如果在恢復交易后出現跌停情況，法庭會選擇最后一個跌停日的收市價或開放跌停日(即跌停后的第一天)的收市價作為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