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貪污罪辯護律師講解—新型受賄犯罪形式之：關于特定關系人“掛名”領取薪酬問題

　　上海貪污罪辯護律師：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的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要求或者接受請托人以給特定關系人安排工作為名，使特定關系人不實際工作卻獲取所謂薪酬的，以受賄論處。

　　對于特定關系人不實際工作而“掛名”領取薪酬的情況，與直接收受財物并無實質區別，應直接以受賄罪論。“掛名”領取薪酬屬于非法取酬行為，這與合法取酬行為有著本質性區別。合法取酬行為，是指行為人在國家政策和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利用自己的知識、技能或勞務，進行創作或提供服務及勞動，因而獲得報酬的行為，其所獲得的報酬是正當、合法的。區分“報酬型受賄”與合法取酬行為的根本標準，就在于當事人所獲報酬，究竟是基于權錢交易還是勞動報酬。更具體地說，在“報酬型受賄”中，國家工作人員的特定關系人之所以從對方獲得報酬，是因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為對方謀取了利益，本質上屬于權錢交易;而在合法取酬行為中，國家工作人員的特定關第人之所以從對方獲得報酬，不是因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對方謀取利益，而是因為特定關系人利用自己的知識、技能或勞務，進行創作或提供服務及勞動而獲得的，不具有權錢交易性質。

　　需要明確，在特定關系人“掛名”領取薪酬情況下，所謂“工作”僅是幌子，其實質是以此為借口收受請托人給付的薪酬。如果特定關系人不實際工作，“掛名”領取薪酬，應當認定國家工作人員受賄。受賄數額為特定關系人領取的薪酬總額。

　　特定關系人“掛名”領取薪酬是由“特定關系人不實際工作”而“獲取所謂薪酬”所構成的，其中“特定關系人不實際工作”是前提性條件，缺此則不能構成“掛名”領取薪酬型的受賄。在司法實踐中，判斷特定關系人是否有“實際工作”是認定“掛名”領取薪酬型受賄成立的關鍵。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判斷“實際工作”是否存在：(1)看特定關系人與公司、企業或者機關事業單位是否簽訂勞動合同或者形成事實上的勞動關系。(2)看特定關系人是否有一定的工作職位。這種工作職位既包括行政管理職位，也包括勞動崗位。(3)看特定關系人是否服從管理，遵守勞動紀律。如果特定關系人在組織紀律、勞動管理方面明顯享有其他人不具有的某種“特權”，如想來就來，想走就走，則可判定其并未實際工作。這里還需要明確一個問題，即領取薪酬與是否全職工作并不是對應關系。即使“特定關系人”全職工作，也可能存在多領薪酬的情況，同樣“特定關系人”沒有全職工作，但所領取的薪酬卻可能與其工作投入相比是正常的。

　　此外，應當注意的是，“特定關系人是否實際從事工作，是一個實體判斷問題，形式上、象征性的工作，如名義上的顧問等，不能認定為實際從事工作”;“特定關系人不實際從事工作領取薪酬，須以基于國家工作人員的意思或者國家工作人員有主觀明知為條件，不能將特定關系人的行為歸之于國家工作人員”。例如，在國家藥品食品監督管理局原局長鄭某萸受賄案中，被告人鄭某萸利用職務便利，為廣東某公司及其下屬公司辦理《藥品經營許可證》獲得批準提供幫助。為此，2000年6月至2006年12月，該公司負責人以給鄭某萸兒子鄭某發工資及為鄭某萸家報銷裝修款的方式給予鄭某、妻子劉某人民幣共計98萬元。鄭某、劉某分別告知鄭某萸。

　　庭審時，辯護人提出，鄭某有意到該公司工作，且曾與該公司負責人一起活動，鄭某萸雖然知道該公司給鄭某發工資，但并不知道到底發了多少工資。法院判決認為，雖然鄭某有到該公司工作的意圖，并與該公司負責人一起活動，但事實上并沒有在該公司工作。鄭某在長達6年多的時間里，共計收受人民幣73萬元，顯系鄭某萸是以領取薪酬的形式收受賄賂。鄭某能夠獲得該款，是因為鄭某萸利用職務之便為該公司謀取了利益;該公司負責人是變相給予鄭某萸錢財，關B某萸對此明知并予以認可，其應對鄭某收受的全部款項承擔受賄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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