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條 單位負刑事責任的范圍

條文內容

第三十條 內容

第三十條 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法律規定為單位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釋義闡明

第三十條 釋義

本條是關于單位犯罪刑事責任的規定。

單位犯罪是區別于自然人犯罪的一種特殊犯罪形態，是指以單位為主體的犯罪。我國的單位犯罪不同于國外刑事立法中的法人犯罪。根據我國《民法通則》的規定，法人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即1．依法成立；2．有必要的財產或者經費；3．有自己的名稱、組織機構或者場所；4．能夠獨立承擔民事責任。而現實中如某些銀行的分行、支行，某些總公司下屬的分公司，社會團體中的非法人團體等，雖然不具有法人資格，但某些條件下卻可能成為犯罪的主體。為此，我國刑法規定的是單位犯罪，而不是法人犯罪，它既包括法人，也包括非法人組織。

本條包含兩層意思：1．單位犯罪的主體包括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2．上述單位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法律規定為單位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這樣規定是從單位犯罪的實際情況出發的。由于目前正處于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經濟不斷發展的時期，有些規章制度尚不健全，哪些行為屬于單位犯罪，有些情況還不夠清楚；單位犯罪的情況也十分復雜。對實踐中比較突出，社會危害較大，罪與非罪的界限較容易劃清的單位危害社會的行為在刑法分則中作了規定，因此，本條規定單位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法律規定為單位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本條規定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是指所有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既包括國有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也包括集體所有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以及合資或獨資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是指國家機關。“團體”主要是指人民團體和社會團體。“法律規定”是指本法分則或者其他有關法律的規定。

解釋性文件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十條的解釋（2014年4月24日施行）

（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司法實踐中遇到的情況，討論了刑法第三十條的含義及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等單位實施刑法規定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法律未規定追究單位的刑事責任的，如何適用刑法有關規定的問題，解釋如下：

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等單位實施刑法規定的危害社會的行為，刑法分則和其他法律未規定追究單位的刑事責任的，對組織、策劃、實施該危害社會行為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公安部關于村民委員會可否構成單位犯罪主體問題的批復（2007年3月1日 公復字〔2007〕1號）

內蒙古自治區公安廳：

你廳《關于村支書、村主任以村委會的名義實施的犯罪可否構成單位犯罪的請示》（內公字〔2006〕164號）收悉。現批復如下：

根據《刑法》第三十條的規定，單位犯罪主體包括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按照《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二條的規定，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不屬于《刑法》第三十條列舉的范圍。因此，對以村民委員會名義實施犯罪的，不以單位犯罪論，可以依法追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

最高法研究室關于外國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在我國領域內犯罪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答復（2003年10月15日）

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

你院津高法〔2003〕30 號《關于韓國注冊企業在我國犯走私普通貨物罪能否按單位犯罪處理的請示》收悉。經研究，答復如下：

符合我國法人資格條件的外國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在我國領域內實施危害社會的行為，依照我國《刑法》構成犯罪的，應當依照我國《刑法》關于單位犯罪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個人為在我國領域內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而設立的外國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實施犯罪的，或者外國公司、企業、事業單位設立后在我國領域內以實施違法犯罪為主要活動的，不以單位犯罪論處。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涉嫌犯罪單位被撤銷、注銷、吊銷營業執照或者宣告破產的應如何進行追訴問題的批復（2002年7月9日施行 高檢發釋字〔2002〕4號）

四川省人民檢察院：

你院《關于對已注銷的單位原犯罪行為是否應當追訴的請示》（川檢發研〔2001〕25號）收悉。經研究，批復如下：

涉嫌犯罪的單位被撤銷、注銷、吊銷營業執照或者宣告破產的，應當根據刑法關于單位犯罪的相關規定，對實施犯罪行為的該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對該單位不再追訴。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2001年1月21日 法〔2001〕8號）

關于單位犯罪問題

根據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的規定，以單位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歸單位所有的，是單位犯罪。

1．單位的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實施犯罪行為的處理。以單位的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的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亦歸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所有的，應認定為單位犯罪。不能因為單位的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沒有可供執行罰金的財產，就不將其認定為單位犯罪，而按照個人犯罪處理。

2．單位犯罪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認定：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是在單位實施的犯罪中起決定、批準、授意、縱容、指揮等作用的人員，一般是單位的主管負責人，包括法定代表人。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是在單位犯罪中具體實施犯罪并起較大作用的人員，既可以是單位的經營管理人員，也可以是單位的職工，包括聘任、雇傭的人員。應當注意的是，在單位犯罪中，對于受單位領導指派或奉命而參與實施了一定犯罪行為的人員，一般不宜作為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對單位犯罪中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應根據其在單位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犯罪情節，分別處以相應的刑罰，主管人員與直接責任人員，在個案中，不是當然的主、從犯關系，有的案件，主管人員與直接責任人員在實施犯罪行為的主從關系不明顯的，可不分主、從犯。但具體案件可以分清主、從犯，且不分清主、從犯，在同一法定刑檔次、幅度內量刑無法做到罪刑相適應的，應當分清主、從犯，依法處罰。

3．對未作為單位犯罪起訴的單位犯罪案件的處理。對于應當認定為單位犯罪的案件，檢察機關只作為自然人犯罪案件起訴的，人民法院應及時與檢察機關協商，建議檢察機關對犯罪單位補充起訴。如檢察機關不補充起訴的，人民法院仍應依法審理，對被起訴的自然人根據指控的犯罪事實、證據及庭審查明的事實，依法按單位犯罪中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或者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并應引用刑罰分則關于單位犯罪追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刑事責任的有關條款。

4．單位共同犯罪的處理。兩個以上單位以共同故意實施的犯罪，應根據各單位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大小，確定犯罪單位的主、從犯。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是否區分主犯、從犯問題的批復（2000年9月28日 法釋〔2000〕31號）

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

你院鄂高法〔1999〕374號《關于單位犯信用證詐騙罪案件中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是否劃分主從犯問題的請示》收悉。經研究，答復如下：

在審理單位故意犯罪案件時，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可不區分主犯、從犯，按照其在單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判處刑罰。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1999年7月3日施行 法釋〔1999〕14號）

為依法懲治單位犯罪活動，根據刑法的有關規定，現對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有關問題解釋如下：

第一條 刑法第三十條規定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既包括國有、集體所有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也包括依法設立的合資經營、合作經營企業和具有法人資格的獨資、私營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

第二條 個人為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而設立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實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業、事業單位設立后，以實施犯罪為主要活動的，不以單位犯罪論處。

第三條 盜用單位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由實施犯罪的個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關自然人犯罪的規定定罪處罰。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1998年4月29日施行 法釋〔1998〕7號）

第一條 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經濟組織因不同的法律事實，分別涉及經濟糾紛和經濟犯罪嫌疑的，經濟糾紛案件和經濟犯罪嫌疑案件應當分開審理。

第二條 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以為單位騙取財物為目的，采取欺騙手段對外簽訂經濟合同，騙取的財物被該單位占有、使用或處分構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有關人員的刑事責任，責令該單位返還騙取的財物外，如給被害人造成經濟損失的，單位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第三條 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以該單位的名義對外簽訂經濟合同，將取得的財物部分或全部占為己有構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外，該單位對行為人因簽訂、履行該經濟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第四條 個人借用單位的業務介紹信、合同專用章或者蓋有公章的空白合同書，以出借單位名義簽訂經濟合同，騙取財物歸個人占有、使用、處分或者進行其他犯罪活動，給對方造成經濟損失構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借用人的刑事責任外，出借業務介紹信、合同專用章或者蓋有公章的空白合同書的單位，依法應當承擔賠償責任。但是，有證據證明被害人明知簽訂合同對方當事人是借用行為，仍與之簽訂合同的除外。

第五條 行為人盜竊、盜用單位的公章、業務介紹信、蓋有公章的空白合同書，或者私刻單位的公章簽訂經濟合同，騙取財物歸個人占有、使用、處分或者進行其他犯罪活動構成犯罪的，單位對行為人該犯罪行為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不承擔民事責任。

行為人私刻單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單位公章、業務介紹信、蓋有公章的空白合同書以簽訂經濟合同的方法進行的犯罪行為，單位有明顯過錯，且該過錯行為與被害人的經濟損失之間具有因果關系的，單位對該犯罪行為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依法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第六條 企業承包、租賃經營合同期滿后，企業按規定辦理了企業法定代表人的變更登記，而企業法人未采取有效措施收回其公章、業務介紹信、蓋有公章的空白合同書，或者沒有及時采取措施通知相對人，致原企業承包人、租賃人得以用原承包、租賃企業的名義簽訂經濟合同，騙取財物占為己有構成犯罪的，該企業對被害人的經濟損失，依法應當承擔賠償責任。但是，原承包人、承租人利用擅自保留的公章、業務介紹信、蓋有公章的空白合同書以原承包、租賃企業的名義簽訂經濟合同，騙取財物占為己有構成犯罪的，企業一般不承擔民事責任。

單位聘用的人員被解聘后，或者受單位委托保管公章的人員被解除委托后，單位未及時收回其公章，行為人擅自利用保留的原單位公章簽訂經濟合同，騙取財物占為己有構成犯罪，如給被害人造成經濟損失的，單位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第七條 單位直接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將單位進行走私或其他犯罪活動所得財物以簽訂經濟合同的方法予以銷售，買方明知或者應當知道的，如因此造成經濟損失，其損失由買方自負。但是，如果買方不知該經濟合同的標的物是犯罪行為所得財物而購買的，賣方對買方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第八條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的規定，被害人對本《規定》第二條因單位犯罪行為造成經濟損失的，對第四條、第五條第一款、第六條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的被告人未能返還財物而遭受經濟損失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受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一并審理。被害人因其遭受經濟損失也有權對單位另行提起民事訴訟。若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

第九條 被害人請求保護其民事權利的訴訟時效在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查處經濟犯罪嫌疑期間中斷。如果公安機關決定撤銷涉嫌經濟犯罪案件或者檢察機關決定不起訴的，訴訟時效從撤銷案件或決定不起訴之次日起重新計算。

第十條 人民法院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與本案有牽連，但與本案不是同一法律關系的經濟犯罪嫌疑線索、材料，應將犯罪嫌疑線索、材料移送有關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查處，經濟糾紛案件繼續審理。

第十一條 人民法院作為經濟糾紛受理的案件，經審理認為不屬經濟糾紛案件而有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裁定駁回起訴，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

第十二條 人民法院已立案審理的經濟糾紛案件，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認為有經濟犯罪嫌疑，并說明理由附有關材料函告受理該案的人民法院的，有關人民法院應當認真審查。經過審查，認為確有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并書面通知當事人，退還案件受理費；如認為確屬經濟糾紛案件的，應當依法繼續審理，并將結果函告有關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1998年4月29日施行 法釋〔1998〕7號）

第一條 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經濟組織因不同的法律事實，分別涉及經濟糾紛和經濟犯罪嫌疑的，經濟糾紛案件和經濟犯罪嫌疑案件應當分開審理。

第二條 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以為單位騙取財物為目的，采取欺騙手段對外簽訂經濟合同，騙取的財物被該單位占有、使用或處分構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有關人員的刑事責任，責令該單位返還騙取的財物外，如給被害人造成經濟損失的，單位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第三條 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以該單位的名義對外簽訂經濟合同，將取得的財物部分或全部占為己有構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外，該單位對行為人因簽訂、履行該經濟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第四條 個人借用單位的業務介紹信、合同專用章或者蓋有公章的空白合同書，以出借單位名義簽訂經濟合同，騙取財物歸個人占有、使用、處分或者進行其他犯罪活動，給對方造成經濟損失構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借用人的刑事責任外，出借業務介紹信、合同專用章或者蓋有公章的空白合同書的單位，依法應當承擔賠償責任。但是，有證據證明被害人明知簽訂合同對方當事人是借用行為，仍與之簽訂合同的除外。

第五條 行為人盜竊、盜用單位的公章、業務介紹信、蓋有公章的空白合同書，或者私刻單位的公章簽訂經濟合同，騙取財物歸個人占有、使用、處分或者進行其他犯罪活動構成犯罪的，單位對行為人該犯罪行為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不承擔民事責任。

行為人私刻單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單位公章、業務介紹信、蓋有公章的空白合同書以簽訂經濟合同的方法進行的犯罪行為，單位有明顯過錯，且該過錯行為與被害人的經濟損失之間具有因果關系的，單位對該犯罪行為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依法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第六條 企業承包、租賃經營合同期滿后，企業按規定辦理了企業法定代表人的變更登記，而企業法人未采取有效措施收回其公章、業務介紹信、蓋有公章的空白合同書，或者沒有及時采取措施通知相對人，致原企業承包人、租賃人得以用原承包、租賃企業的名義簽訂經濟合同，騙取財物占為己有構成犯罪的，該企業對被害人的經濟損失，依法應當承擔賠償責任。但是，原承包人、承租人利用擅自保留的公章、業務介紹信、蓋有公章的空白合同書以原承包、租賃企業的名義簽訂經濟合同，騙取財物占為己有構成犯罪的，企業一般不承擔民事責任。

單位聘用的人員被解聘后，或者受單位委托保管公章的人員被解除委托后，單位未及時收回其公章，行為人擅自利用保留的原單位公章簽訂經濟合同，騙取財物占為己有構成犯罪，如給被害人造成經濟損失的，單位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第七條 單位直接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將單位進行走私或其他犯罪活動所得財物以簽訂經濟合同的方法予以銷售，買方明知或者應當知道的，如因此造成經濟損失，其損失由買方自負。但是，如果買方不知該經濟合同的標的物是犯罪行為所得財物而購買的，賣方對買方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第八條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的規定，被害人對本《規定》第二條因單位犯罪行為造成經濟損失的，對第四條、第五條第一款、第六條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的被告人未能返還財物而遭受經濟損失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受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一并審理。被害人因其遭受經濟損失也有權對單位另行提起民事訴訟。若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

第九條 被害人請求保護其民事權利的訴訟時效在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查處經濟犯罪嫌疑期間中斷。如果公安機關決定撤銷涉嫌經濟犯罪案件或者檢察機關決定不起訴的，訴訟時效從撤銷案件或決定不起訴之次日起重新計算。

第十條 人民法院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與本案有牽連，但與本案不是同一法律關系的經濟犯罪嫌疑線索、材料，應將犯罪嫌疑線索、材料移送有關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查處，經濟糾紛案件繼續審理。

第十一條 人民法院作為經濟糾紛受理的案件，經審理認為不屬經濟糾紛案件而有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裁定駁回起訴，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

第十二條 人民法院已立案審理的經濟糾紛案件，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認為有經濟犯罪嫌疑，并說明理由附有關材料函告受理該案的人民法院的，有關人民法院應當認真審查。經過審查，認為確有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并書面通知當事人，退還案件受理費；如認為確屬經濟糾紛案件的，應當依法繼續審理，并將結果函告有關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關于企業犯罪后被合并應當如何追究刑事責任問題的答復（1998年11月18日）

人民檢察院起訴時該犯罪企業已被合并到一個新企業的，仍應依法追究原犯罪企業及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人員的刑事責任。人民法院審判時，對被告單位應列原犯罪企業名稱，但注明已被并入新的企業，對被告單位所判處的罰金數額以其并入新的企業的財產及收益為限。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如何理解“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問題的復函（1994年1月27日）

公安部法制司：

你司《關于如何理解“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的批復》收悉，經研究，提出以下意見供參考：

所謂“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是指在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中，對本單位實施走私犯罪起決定作用的、負有組織、決策、指揮責任的領導人員。單位的領導人如果沒有與單位走私的組織、決策、指揮，或者僅是一般參與，并不起決定作用的，則不應對單位的走私罪負刑事責任。

所謂“直接責任人員”，是指直接實施本單位走私犯罪行為或者雖對單位走私犯罪負有部分組織責任，但對本單位走私犯罪行為不起決定作用，只是具體執行、積極參與的該單位的部門負責人或者一般工作人員。

案例精選

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08年第8期 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訴李彬、袁南京、胡海珍、東輝、燕玉峰、劉鈺、劉少榮、劉超綁架案

【裁判摘要】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十五條的規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各共同犯罪人必須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所謂共同犯罪的故意，是指各共同犯罪人通過意思聯絡，知道自己是和他人配合共同實施犯罪，認識到共同犯罪行為的性質以及該行為所導致的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如果行為人并不了解他人真正的犯罪意圖，不清楚他人所實施的犯罪行為的性質，而是被他人蒙騙或者出于自己的錯誤認識，在錯誤理解犯罪性質的情況下參與他人實施的犯罪，則不能認定該行為人與他人實施了共同犯罪，而應當依據該行為人的犯罪實際情況，按照主客觀一致的原則正確定罪處罰。

【案情介紹】

公訴機關：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

被告人：李彬，又名大彬。因涉嫌犯綁架罪于2006年3月2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7日被逮捕。

被告人：袁南京，又名袁金強。因涉嫌犯綁架罪于2006年3月2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7日被逮捕。

被告人：胡海珍，又名大振。因涉嫌犯綁架罪于2006年3月2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7日被逮捕。

被告人：東輝，又名小輝。因涉嫌犯綁架罪于2006年3月2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7日被逮捕。

被告人：燕玉峰，又名丑子。因涉嫌犯綁架罪于2006年3月2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7日被逮捕。

被告人：劉少榮。因涉嫌犯綁架罪于2006年3月2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 4月27日被逮捕。

　被告人：劉鈺。因涉嫌犯綁架罪于2006年3月2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7日被逮捕。

被告人劉超。2006年4月1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7日被依法逮捕。

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以被告人李彬、袁南京、胡海珍、東輝、燕玉峰、劉鈺、劉少榮、劉超犯綁架罪，向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起訴書指控：2006年3月初，被告人李彬、袁南京、胡海珍、東輝預謀綁架被害人石林清勒索錢財。袁南京即以幫助他人討債為由，糾集被告人燕玉峰、劉鈺、劉少榮、劉超參與作案。同年3月9日2時許，李彬、袁南京、胡海珍、燕玉峰、劉鈺、劉少榮、劉超攜帶事先準備的作案工具，駕車到石林清位于天津市靜海縣王口鎮鄭莊子村的住處，冒充公安人員強行將石林清綁架至山東省泰安市山區的一處住房。按照事先的分工，東輝留在天津監視石林清的家屬是否報警，燕玉峰、劉鈺、劉少榮、劉超負責看押石林清。爾后，李彬、袁南京、胡海珍向石林清的家屬勒索贖金人民幣80萬元，購買黃金后私分揮霍。同年3月10日，燕玉峰、劉鈺、劉少榮、劉超得知石林清與李彬等人根本不存在債務關系，在石林清答應給他們10萬元的情況下，于次日下午將石林清放走。后燕玉峰、劉鈺、劉少榮向石林清索要人民幣6萬元，私分揮霍。綜上，李彬、袁南京、胡海珍、東輝、燕玉峰、劉鈺、劉少榮、劉超的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第二十五條之規定，均構成綁架罪。劉超犯罪時未滿18周歲，應適用刑法第十七條第三款之規定從輕處罰。提請依法追究上述被告人的刑事責任。

各被告人均承認公訴機關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實。

被告人李彬辯稱：實施綁架不是由本人提議。

被告人東輝及其辯護人辯稱：東輝沒有具體實施綁架行為，系從犯，認罪態度好，請求從輕處罰。

被告人燕玉峰辯稱：事先未參與綁架犯罪共謀，沒有綁架的故意，不構成綁架罪。

被告人劉鈺、劉少榮、劉超及其辯護人均辯稱：事先未參與綁架犯罪共謀，只認為是替人討債，沒有綁架的故意，事后也沒有勒索被害人，不構成綁架罪。

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審查明：

2006年3月初，被告人李彬、袁南京、胡海珍、東輝預謀綁架被害人石林清勒索錢財。袁南京以幫助他人討債為由，糾集被告人燕玉峰、劉鈺、劉少榮、劉超參與作案。同年3月9日2時許，李彬、袁南京、胡海珍、燕玉峰、劉鈺、劉少榮、劉超攜帶事先準備的作案工具，駕車到石林清位于天津市靜海縣王口鎮鄭莊子村的住處，冒充公安人員強行將石林清綁架至山東省泰安市山區的一處住房。李彬、袁南京指派東輝留在天津監視石林清的家屬是否報警，指派燕玉峰、劉鈺、劉少榮、劉超負責就地看押石林清。爾后，李彬、袁南京、胡海珍分兩次向石林清的家屬勒索贖金人民幣80萬元，均讓石林清的家屬將款打入李彬等人事先開立的信用卡賬戶中。隨后，李彬、袁南京、胡海珍用該款在秦皇島、葫蘆島、唐山等地以劃卡消費的方式購買大量黃金私分、揮霍。

2006年3月10日，被告人燕玉峰、劉鈺、劉少榮、劉超得知被害人石林清與被告人李彬等人根本不存在債務關系，在石林清答應給他們10萬元的情況下，于次日下午將石林清放走。

上述事實，有被害人石林清陳述、各被告人供述、證人證言、價格鑒定書、公安機關出具的案件來源、抓獲各被告人經過、勘驗檢查筆錄及相關照片予以證實，足以認定。

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認為：

被告人李彬、袁南京、胡海珍、東輝以勒索財物為目的強行綁架他人，其行為已構成綁架罪，應依法予以處罰。李彬、袁南京、胡海珍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東輝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從犯，應依法減輕處罰。

被告人燕玉峰、劉鈺、劉少榮、劉超未參與綁架犯罪共謀，系受袁南京糾集，出于幫助他人索取債務的目的參與本案犯罪，具體實施了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行為，其行為構成非法拘禁罪，亦應依法予以處罰。公訴機關指控燕玉峰、劉鈺、劉少榮、劉超勒索被害人石林清6萬元的事實，證據不足，不能認定；指控燕玉峰、劉鈺、劉少榮、劉超犯綁架罪不能成立。劉超犯罪時不滿 18周歲，應依法從輕處罰。

據此，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依照刑法第第二百三十九條第一款、第二百三十八條第一款、第三款、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二十六條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條、第十七條第一款、第三款、第五十七條第一款、第六十四條之規定，于2006年10月9日判決如下：

一、被告人李彬犯綁架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被告人袁南京犯綁架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被告人胡海珍犯綁架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0萬元；被告人東輝犯綁架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并處罰金人民幣5萬元；被告人燕玉峰犯非法拘禁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被告人劉少榮犯非法拘禁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被告人劉鈺犯非法拘禁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被告人劉超犯非法拘禁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個月；

二、犯罪工具桑塔納汽車一輛（車牌照為冀BC3457，車架號為SVAF03343235549）依法沒收；

三、繼續追繳各被告人所得贓款發還被害人石林清。

一審宣判后，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向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認為原審被告人燕玉峰、劉鈺、劉少榮、劉超的行為構成綁架罪，一審定性錯誤、量刑畸輕，應予糾正。

袁南京不服一審判決，以沒有參與預謀綁架，原審量刑過重為由，向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

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起訴書指控原審被告人燕玉峰、劉鈺、劉少榮在將被害人石林清放走后，又向石林清勒索 6萬元用于私分揮霍的事實，一審判決未予認定，屬認定事實不清。據此，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三）項之規定，于 2006年12月20日裁定如下：

一、撤銷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就本案作出的第一審刑事判決；

二、將本案發回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重新審判。

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經依法另行組成合議庭重新審判，確認了原一審查明的事實。另查明：被害人石林清被綁架至山東省泰安市山區的一處住房后，由被告人燕玉峰、劉鈺、劉少榮、劉超負責看押。2006年3月11日，燕玉峰、劉鈺、劉少榮、劉超在與石林清交談中，得知石林清與被告人李彬等人根本不存在債務關系。石林清請求上述被告人放了自己，并承諾給予好處，上述被告人經商議，將石林清放走。其后，燕玉峰、劉少榮、劉鈺伙同劉川（另案處理）多次打電話向石林清催要錢款，石林清因害怕再次遭到他們的報復、便向燕玉峰等人指定的賬戶內打入人民幣6萬元。燕玉峰、劉少榮、劉鈺和劉川將該款私分、揮霍。

本案的爭議焦點是：被告人燕玉峰、劉鈺、劉少榮、劉超的行為應當如何定性。

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認為：

被告人李彬、袁南京、胡海珍、東輝以勒索財物為目的強行綁架他人，其行為已構成綁架罪，應依法予以處罰。李彬、袁南京、胡海珍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東輝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從犯，應依法減輕處罰。

根據刑法第二十五條的規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各共同犯罪人必須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所謂共同犯罪的故意，是指各共同犯罪人通過意思聯絡，知道自己是和他人配合共同實施犯罪，認識到共同犯罪行為的性質以及該行為所導致的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如果行為人并不了解他人真正的犯罪意圖，不清楚他人所實施的犯罪行為的性質，而是被他人蒙騙或者出于自己的錯誤認識，在錯誤理解犯罪性質的情況下參與他人實施的犯罪，則不能認定該行為人與他人實施了共同犯罪，而應當依據該行為人的犯罪實際情況，按照主客觀一致的原則正確定罪處罰。本案中，被告人燕玉峰、劉鈺、劉少榮、劉超事先并未參與被告人李彬、袁南京、胡海珍、東輝合謀實施綁架犯罪，是在袁南京的糾集下，誤認為是幫助他人索取債務，并基于該目的而實施了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犯罪行為。故燕玉峰、劉鈺、劉少榮、劉超的行為不構成綁架共同犯罪，而應當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條第三款的規定，以非法拘禁罪定罪處罰。燕玉峰、劉鈺、劉少榮在將被害人石林清放回后，又伙同劉川以脅迫手段向石林清索取巨額錢款，其行為構成敲詐勒索罪，應依法予以處罰。

綜上，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李彬、袁南京、胡海珍、東輝、燕玉峰、劉鈺、劉少榮、劉超犯罪的事實清楚，證據充分；指控李彬、袁南京、胡海珍、東輝犯有綁架罪正確，應予確認；指控燕玉峰、劉鈺、劉少榮、劉超犯有綁架罪不當。燕玉峰、劉鈺、劉少榮的行為均構成非法拘禁罪、敲詐勒索罪，應依法實行數罪并罰。劉超的行為已構成非法拘禁罪，亦應依法予以處罰。李彬、袁南京、胡海珍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應根據其各自參與的全部犯罪依法分別予以處罰。東輝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從犯，應依法予以減輕處罰。燕玉峰、劉玨、劉少榮在非法拘禁和敲詐勒索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應根據其參與的全部犯罪依法分別予以處罰。劉超在非法拘禁共同犯罪中起輔助作用，系從犯，且其犯罪時未滿18周歲，依法應免除處罰。據此，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依照刑法第第二百三十九條第一款，第二百三十八條第一款、第三款，第二百七十四條，第六十九條，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二十六條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條，第十七條第一款、第三款，第五十七條第一款，第三十七條和第六十四條之規定，于2007年4月24日判決如下：

一、被告人李彬犯綁架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被告人袁南京犯綁架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被告人胡海珍犯綁架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0萬元（于判決生效后一個月內繳納）；被告人東輝犯綁架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并處罰金人民幣 5萬元（于判決生效后一個月內繳納）；被告人燕玉峰犯敲詐勒索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犯非法拘禁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五年；被告人劉少榮犯敲詐勒索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犯非法拘禁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三年；被告人劉鈺犯敲詐勒索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犯非法拘禁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三年；被告人劉超犯非法拘禁罪，免予刑事處罰；

二、犯罪工具桑塔納汽車（車牌號為冀 RC3457，車架號為LSVAF03343235549）一輛依法沒收；

三、繼續追繳各被告人所得贓款發還被害人。

袁南京、劉鈺不服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重新審判作出的一審判決，向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二審審理過程中，袁南京、劉鈺又申請撤回上訴。

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

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百三十九條、第二百四十四條之規定，于2007年6月19日裁定如下：

準許上訴人袁南京、劉鈺撤回上訴。

本裁定為終審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