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在刑法中增加“危險駕駛罪”罪名，對嚴重的醉酒、超速、吸食興奮劑駕車等行為以危險駕駛罪論處，并縮小“交通肇事罪”適用的范圍。
其二，對《道路交通安全法》 [1] 進行相應調整，增大對危險駕駛行為的處罰力度，凡以危險駕駛罪被追究刑事責任的駕駛者，應受到一定期限甚至終身禁駕的行政處罰。施杰說，他辦理孫偉銘案子過程中，覺得有必要對醉酒等危險駕車行為要有相關的法律予以約束。對危險駕駛行為的法律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但其中對無證、醉酒和超速駕車行為最嚴重的處罰也就只行政拘留十五天。對其界定只是違法行為，但不構成犯罪。
酒后駕車，后果嚴重
其實飆車、醉酒駕車、無證駕駛這種危險行為可能導致的后果會非常嚴重，對他人生命傷害危害非常大，對于這種行為本身，就應該入罪。
就在孫偉銘案（醉酒駕車致4死1傷）一審被判處死刑之后，全國進行了酒后駕車的專項整治行動，在這種高壓勢頭下，酒后駕車致人死亡的事還在發生。他覺得對于酒后違法行為的力度太輕，不足以震懾酒后駕車等危險駕車行為的發生。只有等危害結果出現，才會以交通肇事罪定罪量刑。他說，提出“危險駕駛罪”就是要由結果犯罪，提前到行為本身犯罪，可以根據刑法設定兩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這更好地震懾和防范有可能喝酒以后去開車的人。提出設這個罪名，不在于更嚴厲地打擊，而在于警示和威懾，以保護行為人本身。行為人不敢再在酒后駕車，他的親朋好友也會勸阻他，這樣才能更好地從根本上減少乃至遏制危險駕車行為本身。僅僅靠執法人員的勸告和專項整治行動，不能形成有效的長期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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